第五屆國際暨第十屆全國清代學術研討會
The 5th International and the 10th National Conference in Ch’ing Dynasty Studies
文 化 越 界
Cultural Transgression
>論文摘要
論文摘要
一、 第一場A組：【東亞交流】
劉玉才，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 教 授
〈清初渡海遺民與中日文化認知 —以《張斐筆語》、《霞池省庵手簡》爲中心〉
清初浙江人張斐，交結遺民志士，圖謀反清復明，康熙年間兩次潛渡日本長崎，效仿鄉賢朱舜水，乞師德川幕府。德川氏遣儒臣大串元善與之數度晤談，留有《張斐筆語》。張斐旅日期間，還與大串元善、今井弘濟、安東守約、安東守直、武岡素軒諸人有書信往還、詩文唱和，安東守約集有《霞池省庵手簡》。兩書內容豐富，涉及制度、學問、史事、風土物産，可見中日間文化之關切與認知程度。本文即將兩書置諸清初渡海遺民的歷史背景下加以釋讀，並結合其他文獻，發掘此間文化寓意。
［關鍵字］：張斐 《張斐筆語》 《霞池省庵手簡》
林慶勳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 教授
〈李鼎元與琉球寄語研究〉
李鼎元於1800年授命擔任琉球冊封副使，隨正使趙文楷到琉球冊封中山王尚溫。其後撰有《使琉球記》及詩集《師竹齋集》，記載出使前後及琉球所見所聞，相當有史料價值。
《使琉球記》係日記體撰述，內容與一般冊封使歸國後所撰「使琉球錄」體例完全相左，文中多處提及編纂《球雅》之記載，然而該書最後卻被翁方綱第六子翁樹崐以《琉球譯》之名抄寫傳世。該書記載琉球寄語3,100條，為目前所見琉球寄語數量最多之撰述，文獻價值不可小看。
本文之撰述，擬從李氏用心收集編纂琉球寄語與評述琉球語兩方面探討，其中對李氏苦心撰述《球雅》本末作詳細分析。全文分：一、前言，二、李鼎元編撰《琉球譯》原名《球雅》，三、《球雅》即《琉球譯》的編撰，四、《琉球譯》（《球雅》）編輯過程，五、李鼎元其他有關琉球語之記述，六、結語。
關鍵詞：冊封使、寄語、使琉球錄、琉球語、記音漢字
金敏鎬•韓國翰林大學副敎授
〈由《燕行錄》所見朝鮮人眼中的北京形象〉
對中國地區的形象產生興趣是最近幾年前的事情。一次偶然的機會，了解到了中國河南的樣貌，從此就對中國各個地區的現在和過去的形象的異同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在這個過程中，很自然地也想到了北京的形象。通過研究對現在以“京油子”為代表的形象和古代燕國的形象的差異是怎樣產生的這個問題，我參考了中國的文獻，從而我對并非中國，而是外國是怎樣看待北京的這個問題也產生了很大的好奇心。在這個過程當中，很自然地就接觸到了《燕行錄》，之前也讀過<<熱河日記>>, <<乙丙燕行錄>>等代表性的燕行錄，當時不是帶有具體目標，和有意識的去讀。但是這次一邊想著北京的形象，一邊讀燕行錄，從而看到了很多有意思的情景。那就是發現了在各種情況下所看北京的眼光是不同的。這篇文章是想了解一下各個燕行錄對看待北京的不同的角度。也想通過這篇論文，讓大家了解到從外部的視線來看北京，也是存在各種眼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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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一場B組：【國族遞變】
陳祖言，紐約州立大學 教授
〈楸枰小技，可以喻大：錢謙益圍棋詩中反清復明的微辭隱語〉
錢謙益是中國歷史上寫圍棋詩數量最多者。其代表作有以觀棋為題的五组三十首絕句及《後秋興》中的十三首律詩。這些诗都寫在入清之後，并都是借棋局詠時事。或抒發鼎革之痛、傾訴黍离之悲，或諷喻朝政得失、勾畫光復大計。但在當時清廷的高壓下，牧齋無法直抒胸臆，只得退藏晦密、多所避忌。本文梳理脉络，采輯時事，参互訂證，推闡其苦心忍志、發揚其微辭隱語。牧齋的圍棋詩顯出他對棋理的精通及以棋为喻的嫻熟的技巧，表現了他反復運用同一手法的才情与筆力，也曲折地展示了他反清復明的心路歷程。
關鍵詞：錢謙益、圍棋、觀棋詩、反清復明。
毛文芳，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 教授
〈盛世畫廊──《讀畫齋題畫詩》輯刻之康熙文人畫像與題詠〉
清嘉慶年間，工於詩畫的藏書名家顧修曾編撰《讀畫齋題畫詩》，附錄一卷國初諸名士繪像。此卷共輯刻11幅畫像：王士禛〈載書圖〉、陳維崧〈填詞圖〉、尤侗〈竹林晏坐圖〉、田雯〈秋泛圖〉、朱彝尊〈烟雨歸耕圖〉、〈竹垞圖〉、〈小長蘆圖〉、〈豆棚銷夏圖〉，朱昆田〈月波吹笛圖〉，李良年〈灌園圖〉、李符〈廬山行腳圖〉等，像主均為康熙時期重要名士。畫像內容有以屋室起居為訴求者，有傳達像主山林志趣者，有表徵文學活動者，有抒情寫意或述父子親誼等，該卷宛如紙上展列的繪像畫廊。各幅畫像均紀錄像主一段心曲，至於文士們的觀看與題詠，更將畫像帶向一個公眾的話語空間，播染而成文人集體的記憶。本文旨在針對顧修此刻對康熙時期的肖像與題詠風尚進行相關探究。
王學玲，暨南大學中文系 副教授
〈踏勘歷難與遺民聲明：屈大均(1630-1696)之西北邊塞游〉
改朝換代的易鼎時刻，有人閉遁山林，幾十年不入朝巿，卻也有人自此飄泊，主動游歷四方，甚至遠赴千里之外的西北邊塞，本文所論之屈大均(1630-1696)即為其一。考察形勢以為復明外，苦艱荒僻的輿地游歷，尤能突顯自我頑強不阿的遺民心志。邊塞異域景觀反而化身華夏代言，印證堅靭不亡的國祚遺緒，召喚遺民不遠千重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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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二場A組：【舊學鉤沉】
范子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 教授
〈浙東邵氏《選》學批評鈎沉——以稀見本《贈訂昭明文選集成詳註》爲中心〉
邵長蘅（1637~1704）和邵晉涵（1743~1769）是清代浙東地區的兩位著名學者，本文以新發現的稀見本《贈訂昭明文選集成詳註》爲中心，對該本中手書之“二邵”批語加以系統的整理，獲得批《選》資料約計三萬餘言。這些批語的字跡，或雋秀，或粗豪，正書細楷，筆畫清晰，粲然可觀，為傳世之各種《文選》版本所不載。邵晉涵乃乾隆時代的學壇巨子之一，其學識雄出當世，但身後著作零落，少有傳者，其《選》學研究亦不爲學術界所知，故此良工美璞，名家遺珠，彌足珍貴。
賴貴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暨國際漢學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清儒朱駿聲《六十四卦經解》稿本與刊本比較探析〉
本文擬以清儒朱駿聲（1788-1858）《六十四卦經解》為研究核心，並以浙江圖書館典藏稿本與通行刊本，進行內容異同之比較探析，朱氏作為清代《說文》學四大家之一，於本書各卦之形、聲、義俱有深刻之詮解，而稿本與刊本在文字上頗有出入增損，值得就文獻學、訓詁學、經學義理各方面進行探究，進而歸納檢討朱氏《易》學的詮釋義涵，並觀照其解經之鑒識。
蔡長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助研究員
〈復堂日記所見譚獻的學術批評〉
譚獻身歷道咸同光四朝，日記所載當時人物掌故、學術評論頗豐，透過譚獻的評論，有助於了解清中葉以降學術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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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二場B組：【文學譜系】
元鍾禮
韓國Catholic大學教授
〈李東陽的格調和程孟陽與王士禎的神韻〉
本文探討李東陽的格調和程孟陽與王士禎的神韻之間的關係。
廖美玉，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教授
〈錢謙益論學杜在建構詩學譜系上的意義〉
錢牧齋詩，吳梅村指其「深心學杜」，王漁洋亦稱「源於杜陵」，鄒鎡〈有學集序〉乃云：「其為詩也，擷江左之秀而不襲其言，竝草堂之雄而不師其貌，間出入於中晚宋元之間，而渾融流麗，別具罏錘。」創作而外，牧齋注杜，由半百以至八一高齡，先後完成《讀杜小箋》、《箋註杜工部集》，臨終猶念茲在茲。其論文本重追考譜牒，至其論詩，如〈徐元歎詩序〉云：「先河後海，窮源溯流，而後偽體始窮，別裁能事始畢。」本文即由此切入，探討錢牧齋論學杜在建構詩學譜系上的意義。
王偉勇，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 中文系教授兼通識中心主任、藝研所所長
〈清代論詞絕句論李煜及其作品探析〉
自宋以降，論詞之形式，約有五類：一曰詞話，二曰詞籍（集）序跋，三曰論詞絕句，四曰論詞長短句、五曰詞集評點。 第一類有唐圭璋《詞話叢編》五冊 ；第二類有金啟華等編纂《唐宋詞集序跋匯編》 ，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 等書印行，至於論詞絕句，先有吳熊和主編《唐宋詞匯評．兩宋卷》第五冊整理附刊 ，後有孫克強《清代詞學批評史論》 一書蒐輯刊錄，餘二種則未見整理，遑論研究。筆者有鑒於此，近三年乃著手就明清論詞長短句進行整理、研究，期能結集出版。而詞集評點迄今猶未見學者著手整理，不免缺憾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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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三場A組：【典範轉化】
龔顯宗，國立中山大學教授
〈《山海經•大荒經》與《紅樓夢》〉
《山海經》是一部混雜巫術、神話、傳說、祭祀、風習、博物、醫藥的地理書，其中的《大荒四經》（即〈大荒東經〉、〈大荒南經〉、〈大荒西經〉、〈大荒北經〉）成篇最早， 記載許多海外遠國異人的形貌特性，有關女性崇拜、日月崇拜、始東崇南、不死與復活、貴朱尚紅五點意涵為《紅樓夢》所攝取，引導其主題和情節結構，本文旨將二者較論，言其影響和接受，對《紅樓夢》做進一步的解讀與研究。
張麗珠，國立彰化大學國文系 教授
〈清代新思想典範之曙光——以陳確、唐甄、顏元為線索〉
清初近百年的學術發展，是從理學到乾嘉考據學和新義理學的過渡時期。清初理學仍然盛行，不但清廷致力提倡朱學，民間也有黃宗羲、李顒、孫奇逢等理學大家之於王學修正；而與此同時，但在理學「由王返朱」以及修正王學理論之外的，還有部分儒者轉從事於建構發揚經驗視域、凸顯經驗進路和客觀事功的新義理觀，譬如陳確、唐甄、顏元等人對於實行、實用、「理欲合一」、「義利合一」等新義理觀之強調，並為後來由戴震集大成、揚州學者焦循和淩廷堪、阮元等人發揚光大的乾嘉新義理學之先行。 他們的思想在當時雖未為時儒所重，也未產生重要影響力；但卻真實提煉自社會心理，代表了上層士人以外的廣大庶民心聲，並具思想之原創性。
楊濟襄，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 副教授
〈王闓運《春秋公羊傳箋》對《公羊》釋例的轉化與新詮〉
王國維說：「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梁啟超則認為晚清時期學術代表人物是康有為、梁啟超，屬於清代學術的“蛻分期”：「有為、啟超皆抱啟蒙期『致用』的觀念，借經術以文飾其政論，頗失『為經學而治經學』之本意，故其業不昌，而轉成為歐西思想輸入之導引」。王國維、梁啟超的看法，可以說是目前學界對於晚清公羊學蛻變的一致看法，即--將一切因素歸於時代、歸於西學。這種看法雖不算錯，但是對於長年研究公羊學的筆者而言，卻覺得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筆者觀察龔自珍與康有為解經態度的差異，尋覓龔自珍之後到康有為之間的公羊學脈絡--由保守趨於開放、乃至於棄守（無論是董氏的義例或是何休的文例），康梁之後乃至於民國經學，傳統「拘於文」或「執於義」的解經途徑再也成不了公羊學關注的目標。筆者所好奇的是，由西漢至清末這二千多年的釋經傳統裡，《春秋》學除了一直存在著的--「屬辭比事--達辭、達義，孰為先後？」--由董、何二人所分別代表的解經途徑之外，在鴉片戰爭1840年之後，乃至於近代1949年之前，這一百年中，公羊學是否納進新的解經因子，以至於逐漸取代傳統的釋經模式？
較諸於龔自珍，王闓運（1832~1916）獨闢蹊徑求諸「莊子之本」，引《莊子》入《春秋》，同樣刊落「三世」於文本之外，的確更貼近晚清，並且為康有為「善言孔子者，莫如莊子」一語，提供了學術的淵源與脈絡。
即便在古文經學家章太炎的批評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章氏對於王闓運以降至廖平一脈，有關「莊學入經」的評述：
湘潭王闓運並注《五經》。闓運弟子，有井研廖平傳其學，時有新義，以莊周為儒術，說雖不根，然猶然魏源輩絕無倫類者。
近則王壬秋教於成都，風流遠被。王本詞章之士，以說經為表面，語無實證，惟模《毛傳》、仿《鄭箋》，以為研雅，始終不離文人說經之習。其他樸實可據者未言焉。是又近世尚華之病也。（章太炎著，徐復注，《訄言評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頁158）
今文學家的後起，王闓運、廖平、康有為輩一無足取，今文學家因此大衰了。（章太炎講演，曹聚仁記錄，《國學概論》，巴蜀書社1987年版，頁49）
王闓運以「不落言荃，可以適義」為《春秋》釋例的原則；章太炎也「看衰」王闓運以降「以莊周為儒術」之今文學派，認為「一無足取」。
然而，筆者卻認為，這正顯示出王闓運之學在清代學術史上，無論就今文學或是《春秋》學來說，都有值得關注之處。透過本篇論文可以具體還原王闓運在《公羊》學、乃至於《春秋》學解經脈絡上的歷史地位，對學界《公羊》學理論之深度探索，將有實質之助益；同時，對於晚清經學史相關疑義之釐清，也可以得到建構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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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第三場B組：【臺灣視域】
施懿琳，國立成大中文系 教授
〈從《北郭園詩鈔》看開臺進士鄭用錫的自我書寫與身體話語〉
一個靈魂想要了解自我，就不能不面對自己，不能不以文字書寫的方式，呈顯真實的自我/他人眼中之我/理想我之圖像。本論文將透過上述三重自我形象的勾勒描述，嘗試說明臺灣本土文人第一位進士鄭用錫如何透過詩歌，觀看、書寫自我。臺灣詩人中，罕有像鄭用錫般多方描寫衰老、疾病、死亡的主題。尤其在中、老年之後，他寫齒落、寫眼花、寫健忘、寫染鬚、寫喝人奶以養生……對自己由精壯而衰老的身體有許多的關注和眷戀。由此可以試圖探討鄭用錫的思想主軸，究竟在什麼樣的歷史背景與文化脈絡下，蘊蓄了這樣的思想取向？擴而廣之，面對生、死大事時，鄭用錫如何自我安頓?這樣的思維方式，與中國傳統文人士子有何相同或相異之處？產生差異的原因何在？
王建國，臺南大學國文學系 助理教授
〈政治書寫與歷史衍異：清代臺灣寧靖王及五妃題詠詩論析〉
明末，寧靖王避亂來臺，其完髮自縊之際，亦已譜就一段媵妾以身殉節的淒美故事，後亦衍為歷代詩人不絕如縷題詠寧靖王及五妃詩，此中，清朝雖作為其繼起對立的政體，然不論宦遊來臺抑或本地詩人皆對其著墨甚深，亦洵臺灣古典文學史上極為殊異之現象。今先將追溯其故事原型(史)，而以清際所出現相關詩作為探究對象(詩)，凸顯其接受與詮釋的關係，而以寧靖王及五妃題詠詩作「並觀」之方式，各別爬梳詩人寫作該詩所處時空環境(寫作年代、寫作原因、在地與否、任職所在)為基準，辨析其背後所可能存在「詠史」、「遊歷」……等不同目的，復以歷時性為一維度，除考察其詩質量之分/合變化而提出相應解釋外，亦將探索其寫作技巧及其背後所可能蘊含意識型態的變化。
關鍵詞：清代、寧靖王、五妃、詠史、絕命詞
石文誠，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組 助理研究員
〈清代圖像裡的臺灣論述與形象〉
本文試圖透過清代中國人所描繪臺灣相關地圖，來呈現清帝國對邊疆地區臺灣府的論述與呈現方式（modes
of representation）。清帝國對新入版圖的臺灣，自有描繪該島地圖、族群人種的形象化需要，因此除了相關番俗圖繪外，也有方志中木刻版地圖及卷軸臺灣輿圖。本文將以幾幅具代表性的清代臺灣卷軸地圖及彩繪圖，來探討清代中國人眼中臺灣此一他者之島的論述與形象呈現。另也試圖去瞭解在這個呈現方式內，有多少可能是融入、交錯了當地社會的觀點，且是在一個怎樣的交會過程與情境脈絡裡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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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第四場A組：【西學迎拒】
張寅彭，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
〈試論陳曾壽及其《蒼虬閣詩》〉
蒼虬閣主人陳曾壽（1878－1949），字仁先，湖北蘄水人。光緒二十九年癸卯進士，官至廣東道監察御史。入民國後不仕，奉母卜居杭州南湖。民國六年張勳復辟，授學部右侍郎，事敗旋歸。十四年應溥儀召至天津行在，又從至長春，任后師，及管陵園事。三十一年南歸，遂不復出關。三十八年卒於上海。其家藏有元吳鎮《蒼虬圖》，極喜摹寫，因以名所居，並以名其集。其號尚有耐寂、復志、焦庵等，俱見心跡，終以“蒼虬”一號最為人知。蒼虬閣詩中透出的那一腔忠憤之情，極真摯而又纏綿之致，每覺不同於他家而令人感動不己。本文試論陳曾壽及其《蒼虬閣詩》。
陳瑋芬，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副研究員
〈教改、翻譯與女權──清末留洋學生與近代化思潮〉
從海禁/鎖國到積極西學，中國和日本都經歷了一段長遠的道路。清朝、德川的官府面對公費派遣學生出歐美留學一事的遲速有異，表徵著十九世紀後期的東洋面對西洋大兵叩關時戒慎恐懼的態度、以及面對西化開放時，欲迎還拒的程度。本文將以「留學生」之主題，選取清末留美第一人容閎（1828~1912）、清末首批公費留英者嚴復（1854~1921）、清末以教育家身份留德者蔡元培（1967~1940）、清末最早的女留學生金雅妹（1864~1934)、何金英（1866~1929）等人在教改、翻譯與女權上的主張與作為，來微觀、巨視地勾勒中國由「師夷長技」到走出國門的歷程，並透過與同時期日本的比較，為中國的西化和現代化之路提供一些看法。
簡光明，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副教授
〈嚴復以西學詮釋老莊思想之探討〉
嚴復為清朝末年的啟蒙思想家，在全面譯介西方學術的同時，也嘗試從中國固有的文化資源中尋找與西方學術相通的思想元素，因其對道家思想有濃厚的興趣，從而發現《老子》、《莊子》與近代西方學術有相通之處，於是著《老子評點》與《莊子評點》，以西方進化論和民主、自由等觀念對中國道家思想進行闡發，其融通中西的思路表現為「以西方學術解老莊」的解讀方式，既反應出時代精神，也使老莊思想的詮釋在清末有了全新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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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第四場B組：【語言新學】
張屏生，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 教授
〈A.M.Fielde《汕頭方言音義辭典》的音系及其相關問題〉
由19世紀美國傳教士Adele Marion Fielde（1839 - 1916）編寫的《汕頭方言音義辭典》（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Arranged According to Syllables and Tones）(底下簡稱《汕頭》)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潮汕方言資料。辭典1883年由上海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出版，全書收潮汕方言常用辭彙條目五千多，共638頁。筆者先將《汕頭》一書整理出〈汕頭方言音義辭典同音字表〉，歸納出《汕頭》一書的音系，再和其他相關辭書的音系作比較，並討論辭書編纂的相關問題。
莊欽永，新加坡南洋理工國立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 研究員
〈十九世紀上半葉基督新教傳教士在漢語詞彙學史上之地位：以郭實獵中文譯著中之詞語為例〉
中外文化交流的結果之一，是造成漢語新詞大量增加。最近十多年來，中外學者研究近現代漢語新詞的專著論文相繼出現，然而，由於所使用的語料缺乏十九世紀上半葉基督新教傳教士的中文譯著這個重要環節，致使這些研究成果出現兩種偏差。其一、學者如意大利漢學家馬西尼（Federico Masini）的《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以及《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在追溯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時，只使用明末清初耶穌會士中文譯著的六種中文譯著，以及1840年至1898年中國人出使泰西時的觀察記錄等語料，以致許多原是耶穌會士所創造的詞語，特别是一些天文、地理与神學術语，誤認是二百多年後新教傳教士所創造。其二，由於缺乏大量使用十九世紀新教傳教士的中文譯著，又將一些原是新教傳教士所創制的新詞誤以爲是晚清中國人所創制，或誤認爲是日本人所創制，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傳入中國。這種偏差導致新教傳教士在漢語詞彙學史上毫無地位。這篇論文就以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新教傳教士郭實獵（Karl Fiedrich August Gutzlaff，1803∼1851）中文譯著中的詞語做比較深入的詞源考證，重新評估新教傳教士對創制漢語新詞的貢獻，以及他們在漢語詞彙學詞史上的地位。
關鍵詞：漢語新詞、郭實獵、漢語詞彙學
宋韻珊，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 助理教授
〈語言中「雅俗」觀念的滲透與交融─從蕭雲從《韻通》談起〉
蕭雲從是明末清初人氏，所作《韻通》一書則成書於明末天啟、崇禎間，成書在方以智《切韻聲原》之前，方書中已引用到他的言論。
此圖分聲母為20類，與「早梅詩」一致，韻母分為44類，採用了《韻法直圖》的系統。若就蕭氏籍里為安徽蕪湖觀之，《韻通》一書的語音基礎當有徽語的底層在，李新魁、耿振生等人也都認為此書是師法《韻法直圖》下的產物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韻通》裡韻中列字其實不按《韻法直圖》所列，反而另有安排，至少表現出-m、-n、-ng三種韻尾相混、四呼混亂以及陰聲韻裡的字互有參差竄亂等現象。有趣的是，在以《韻法直圖》所展現讀書音一面所設的音韻框架下，《韻通》的聲母與聲調卻改用口語語音，說明此書是兼有讀書音與口語音特點的一部韻圖。
本文擬由語言中的「雅俗」觀念出發，觀察明末清初時期對於傳統讀書音的雅以及口語音的俗之間互相滲透交融的語音現象，檢視當時文人在書音與話音間的權衡與措置。而雅俗觀念對於韻學究竟產生何種影響？影響層面有多大？也是相當值得討論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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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第五場A組：【晚清思潮】
彭玉平，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 教授
〈王國維與梁啟超〉
王國維與梁啟超都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大師級的人物，他們分別以現代形態的史學研究和史學理論，建構了新史學的學科觀念和學科體系。梁啟超的文學史研究與王國維頗多學理上的趨同。兩位學者都與政治有一定的關係，梁啟超追求政治生涯的輝煌，王國維則怡然自得于學者的本分。王國維去世後，梁啟超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大力推舉王國維的人品和學問，並初步從學理上總結其治學特點，強化了王國維的大師地位。兩位大師的傑出學術成就及彼此之間的親密關係，構成了20世紀學術史的重要篇章。
關鍵字：王國維 梁啟超 史學 文學 政治 學術
劉聿新，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
〈晚清資本主義與儒家思想〉
近代資本主義形成有不同的理論，除市場與資本外，韋伯(Max Weber)特強調宗教倫理，宋巴特(W.Sombat)注重歐洲精神深處產生新國家、新宗教、新科學和新技術的同一精神又產生的新的經濟生活。基本上，他們的論點均注重宗教革命後基督教之轉化。
儒家思想經由社會化與內化成為華人精神深處思想。晚清洋務運動，不論支持與反對多由儒家思想找尋立基。支持者並以之與西方資本主義相整合，為儒家注入活力，使中國能在此基礎上進行現代化，尋求義利結合，而形成華人宗教倫理，近代儒家之轉型，猶如西方宗教革命帶動基督教之轉化。
早期宗教具有濃厚排它性，晚清知識分子致力於儒家宗教化，以建立自身之宗教倫理，由於儒家濃厚重現世的特徵，未有所成，卻促成儒家與基督教整合，近來宗教界建立之《全球倫理普世宣言》，使宗教之多元化與整合成為可能，晚清儒耶整合亦帶動了現今基督教與中國式佛教的整合。儒家之注重現世，使之能與道教，佛教之前生與來世相互整合。儒家之現世倫理與基督教之倫理並無嚴重扞格之處，從晚清之知識分子之思想與在華基督教傳教士之轉化中可看出。本文企以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之觀點，來探究儒家思想之與近代資主義宗教倫之整合與轉化，以建構華人之宗教倫理，與具中國特色之資本主義，猶如歐洲在美國式資本主義外，另建立具自身特色之萊茵資本主義。
關鍵詞：資本主義，儒家思想，宗教倫理。
徐雁平，南京大學文學院 副教授
〈科舉“速化”背景下的《讀書分年日程》〉
程端禮的《讀書分年日程》是將朱子的六條讀書法轉化為具體可行的讀書計劃，強調讀書中的沉潛涵泳，其意在救“科舉時文之弊”，又有強化正統思想的目的。“讀書必登科甲”，在清代已成普遍現象，它使得士子讀書期求速效，揣摩風氣，將經典置之高閣，有識之士有科舉興古學廢的憂慮。在不動搖科舉制度的前提下，清代教育體系中有引導規範讀書習業的傾向，《讀書分年日程》被採用是其舉措之一。該書在清代有二十五種刻本，它標示清代教育的興盛、科舉弊病的嚴重、以及同治以後理學復興的緊迫。《讀書分年日程》的刊刻和採用，與清代官方對“俗學”的抑制相應；又有對“百家”、“二氏”之學的排斥意圖。讀經典計算字數，清代士人，屢屢論及，此法多與《讀書分年日程》相伴而行，其目的將經典化整為零，以緩解習業者的畏難情緒，求有根柢之學。清代書院以舉業為重，自康熙朝以來，書院學規中多有參考融合《讀書分年日程》者，且大致有較為完整的時間脈絡。《讀書分年日程》得到官方教育體系的接納，使之成為習業檢查督促的重要依據，同時也成為“收放心”的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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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第五場B組：【小說閱讀】
王力堅，中央大學教授
〈清代才媛《紅樓夢》接受研究綜述及其相關議題的思考〉
「接受」（reception）、「接受美學」（aesthetics of reception）或「接受史」（the history of literary reception）的概念與方法，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起便在包括大陸與台灣在內的中文學術界廣泛流行。此概念雖然是舶來品，但中國古代卻不乏相類的現象。張隆溪發表在《文藝研究》1983年第4期發表的論文〈詩無達詁〉便將「詩無達詁」與「接受美學」對等起來。事實上，錢鍾書的《談藝錄》補訂本 也就是將「詩無達詁」與「接受美學」互為闡釋。因此，「接受」（包括「接受美學」或「接受史」——下同）的概念與方法，很快就被運用於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之中，紅學界運用此類概念進行研究的著述亦日見增多。
清代主流社會對《紅樓夢》的接受（下文簡稱為「紅樓接受」）幾乎是與《紅樓夢》面世同時進行；而清代才媛對《紅樓夢》的接受亦是隨之而來，並在清代才媛社會與文學創作中產生極大的影響。毋庸諱言，跟清代主流（男性）社會相比較，清代才媛的紅樓接受現象及影響畢竟沒那麼顯著，因此有關的研究也頗為有限。清代才媛的紅樓接受除了涵蓋面較廣泛的專論外，亦有集中在題詠、繪畫、續書、戲曲四個方面的討論。據此，本文從這幾個方面，擇其有代表性者進行討論。並延伸到清代才媛紅樓接受研究領域作進一步的專題探討。
徐志嘯，上海復旦大學教授
〈清末時期的中西小說比較〉
清末時期,正值中國社會受外來文化和文學的劇烈衝擊和碰撞,因而整個中國的文壇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和文學的越界現象,其中尤以小說的情況最为典型,最明顯的，是翻譯西方歐美小說的大量增多, 因而伴之而生的，便是譯者及文學研究者有意無意地對中西小說作比較。.
劉苑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副研究員
〈從品鑑到借鑑——葉德輝與《山公啟事》閱讀的跨界現象〉
本文企圖分析「小說」傳播與文類位移會產生甚麼文化現象？也即是從廣義的閱讀史角度，討論《山公啟事》如何歷經了不同時代的閱讀詮釋，從原本的人才品鑑，逐步發展成雜史、軼事與政治借鑑。據《世說新語》記載，西晉山濤對薦舉人才所作的評語本是當時人物品鑑的典範，時稱《山公啟事》。南宋洪邁在《容齋隨筆》提到該啟事已不常見，僅存於「法帖」（書法帖子）。翻檢歷代書志，自《隋書》、《通典》以下都無此書，可見當時應已遺佚，只剩下部分殘文分散於《文選注》、《世說新語》等類書和註書中。明代陶宗儀《說郛》輯有六則，但與史部載記(記述偏方割據的事)、都邑簿（國都記錄）、雜史作品同列；清代湯球亦輯有一卷，但與裴啟《語林》等志人小說同列。可見該「啟事」到清代已經逐漸向小說筆記傾斜。晚清葉德輝任職吏部期間，開始從事《山公啟事》的輯佚，從其跋文與當時批評科舉的輿論看來，葉氏輯書其實別有一番政治目的。本文即欲指出此一作品如何在閱讀、傳播的流變中成為一個文化典型，並在晚清世變中形成應世的文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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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第六場A組：【越界與會通】
張健，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 教授
〈袁枚的諷刺詩－在文學與思想之間〉
袁枚是清代的大詩人，他的諷刺詩可分為七類：
一、對人生的諷刺：主要是諷嘲人缺乏自由意志，每為造化播弄。
二、對朝廷帝王的諷刺：由古至今。
三、對公卿官員的諷刺：作威作福。
四、對社會的諷刺：天災、人禍。
五、對天和大自然的諷刺：天道不平等。
六、對名人才子的諷刺。
七、自嘲詩：針對自己的缺點及衰老而發。
本文對七類諷刺詩各舉五至十餘詩加以論析、評騭，最後並賦予題材寬、境界闊等十二個結論。
蔡振念，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 教授
〈試論龔自珍詩中的二元生命情調及其相關議題的思考〉
龔自珍生長書香世家，又當清政府由盛轉衰之時，早年科場順利，二十七歲即中式第四名舉人，但此後却連不第，第六次才中第九十五名，只好屈居內閣中書的小官。但他識見恢宏，乾嘉之際的公羊學到了他手中，從恢復漢學之舊轉為對當前政治的關心和變革。龔自珍生平許多政論文章，皆出於他對國家情勢的洞見，如他對西北軍事和東南海防都有卓識，也對當時鴉片輸入、白銀外流，農村貧困表示了隱憂。這些除了在政論文章中有所指除外也出之以詩歌，其已亥雜詩組詩三百十五首，一方面表現他的生平理想和指陳時事，成為一種大敍述，另方面也寫他和妓女靈簫之間的男女情愛，又是極隱密之私事。吾人因之認為，已亥雜詩最能看出龔自珍在世變的時代中，個人出處與家國之情的文化意涵。
侯雅文，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助理教授
〈清代詞派研究的方法論：以「社會學」的觀點〉
本文在於說明自身研究清代詞派所預設的觀點，以及在此一觀點下所採取的論證方法、步驟，以供學術社群進行有效的對話。此一「方法論」的基本觀點，乃是重新界定「詞派」為「社會群體」，由「社會學」的視域，理解、詮釋「詞派」的意義，而舉「常州詞派」為主要例證。此一觀點與既有詞派的研究進路偏取「文學」的視域，可以互補。
關鍵詞：詞派、方法論、常州詞派、社會學、清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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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第六場B組：【華夏與域外】
Viktor Kiktenko（柯維典）
Senior Staff Scientist, Head of the “Far East” Department of A. Krymskyi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Ukraine, Head of the Ukrainian Associations of Sinologists
The Role of the Ukrainian People in Creation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Mission in Peking
〈烏克蘭人在創立於北京的俄羅斯東正教團中所扮演的角色〉
During strengthening of the Muscovite Tsardom and forming of the Russian Empire the Ukrainians take an active part in pioneering territories at the Far East resulting in the constant and direct contact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hinese civilisation. In the late 17 and 18 century intellectuals of the Ukrainian elite participated in develop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Russian Empire and China. The Russian Orthodox Mission was formed in Peking in the early 18 cent., which performed functions of both diplomatic and ecclesiastical representation until the middle of 19 cent. Ukrainians prevailed among the Mission members throughout the whole of 18 century. These were the bes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krainian clergy and the elite of the society. Many of them were graduates of Kyiv-Mohyla Academy, one of the best educational establishments of Europe at that time. Along with diplomatic and religious tasks they laid significant foundation of scientific sinology. These are first lexicographical works, first attempts of compiling Chinese–Manchurian–Russian dictionary; first history of the Mission and activities of the Catholics in China. Archimandrite Sofrony [Gribovsky] was the first historian of China in the Russian Empire. The Ukrainians were the first both in practical establishing and developing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on the diplomatic level and analytical processing of documentary basis of those relations.
在鞏固莫斯科公國以及形成俄羅斯帝國期間，烏克蘭人積極地參與拓展遠東地區的領土，導致與中華文明的代表持續且直接的接觸。在17世紀後期與18世紀，烏克蘭精英中的知識分子參與發展俄羅斯帝國和中國之間的外交關係。俄羅斯東正教團於18世紀初在北京成立，該教團執行外交與教會的功能，一直到19世紀中葉。在整個18世紀，教團成員普遍是烏克蘭人。他們是烏克蘭最好的神職人員代表和社會精英。 其中許多人畢業於基輔莫吉拉學院 (Kyiv-Mohyla Academy)，那時是歐洲最好的教育機構之一。除了外交和宗教任務以外，他們奠定了科學漢學的重要基礎。這些基礎包括首次辭彙編撰的工作，首次嘗試編撰「中─滿─俄詞典」；本傳教士團初次的歷史記載以及天主教徒在中國的活動是教團以及天主教在中國活動的最初歷史記載。大主教Sofrony [Gribovsky] 是俄羅斯帝國的第一位中國歷史學家。烏克蘭人在實際建立和發展中俄外交關係上，以及分析處理這些關係的文件基礎上都是先驅者。
Key words: Orthodox Mission, monk, priest, Ukraine, Russia, China, sinology.
關鍵詞：俄羅斯東正教團, 和尚, 牧師, 烏克蘭,俄羅斯, 中國, 漢學.
蔡根祥，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清代琉球國中山竹枝詞研探─兼論《浮生六記•中山記歷》中十二首七言四句詩〉
清朝立國，致力內勤，於外藩多所安撫。其有稱臣奉貢者，則多所收納，亦不過略示覊縻，俾通天朝聲教而已。
琉球（即今日日本沖繩）自明朝即列藩稱臣，迨清朝而自動請襲舊封，願為藩屬。是以清朝前後八次遣使冊封琉球國王。而所指派冊封使，每多能文之士；輶軒所至，每有記事；作為詩歌，採風徵俗，發而為竹枝之詞。使後之覽者，一睹而外國風景宛然在目；為好奇者所欲知，而後來輶軒者周爰咨諏所必及。
本論文所探究者，乃就清朝冊封使團所作中山國〈竹枝詞〉，以考見琉球風俗與中國殊異，並見其寖潤中華聲教之程度，及其風俗漸變之跡。
又清朝嘉道間，有沈復字三白者，曾隨冊封使赴琉球；所作《浮生六記》中，亦有〈中山記歷〉專章。而今足本《浮生六記》之〈中山記歷〉，雖已證實為偽作。然其中有十二首七言絕句詩，所詠中山風俗，句句有徵，當非未親臨其境者所能為。考其體式，有類〈竹枝〉歌謠之詞；究其內容，絕似輶軒使者所作。故可由十二首詩中種種面向，對比冊封使團所作〈竹枝詞〉，推論其作者可能為誰。
胡月霞
Woo Yet Ha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Department New Era College 主任
〈原鄉•想像•書寫──談東南亞華文文學中的召喚意識〉
民族文化是指蘊藏在某個民族內部的精神與深層心理結構，包括語言、文學、藝術、性格、價值及思想等。它往往是一個民族個體安身立命之道，或者面對外在生存挑戰時的精神資源。人對自身民族文化總有一種無以名狀的依戀，一如人對母愛的執着一樣，這或許是一種天性使然，因為一個人的身份往往以民族文化為識別標誌，因此，在許多東南亞華文作家的血液裏，中華文化無疑是他們精神的源頭。
東南亞華文文學是在“五四”文學的影響下誕生的，幾乎與中國文壇的思潮波動同步，始終保持與中國母體文化的緊密聯繫，接受母體文化的營養滋潤。中國現代文學，從最初的新文化運動乃至抗戰文藝，無不在東南亞華文文學作品中留下深深的印痕。
東南亞華文作家往往從自身所處的角度出發，對中國歷史文化之根進行深入的探索，在他們看來，文化之“根”已是一種文明的標誌與象徵，它與中國的“尋根”意義已大不相同，他們更重視如何在自己生長的國度裏保持民族文化傳統，使之不至於被同化或湮沒無聞。
關鍵字：原鄉、想像、書寫、文化召喚、文化孺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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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第七場A組：【時代嬗移】
Jon Eugene von Kowallis（寇致銘）,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Sydney（澳洲 雪梨 新南威尔士大学）
Zheng Xiaoxu the Poet, Revisited
〈重讀詩人鄭孝胥〉
The founding Prime Minister of Manchukuo, Zheng Xiaoxu (zi Sukan, hao Taiyi; 1860-1938) originally gained distinction both as a literatus and military commander. He was born in Suzhou, the son of a jinshi scholar-official from Minhou (Fuzhou). After passing the 1889 the examination to enter the Grand Secretariat (neige zhongshu) he taught briefly at the Bordered Red Banner School in Beijing (1890). In 1891 he was sent to Japan where he had been appointed to serve as secretary to legation (shiguan mishu). The following year he was promoted to consul (lingshi) at Tokyo and served as consul general at Kobe and Osaka. In 1894 he returned to China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Subsequent to an imperial audience granted him in 1898 through the recommendation of Zhang Zhidong, he was appointed to the ol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Zongli Yamen). In 1899 he became director of the southern section of the Peking-Hankou railway and later served as commissioner of border defense in Guangxi. In 1911 he was appointed civil governor (buzhengshi) of Hunan.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Qing, Zheng went into retirement in Shanghai, where he frequently exchanged verses with other poets and loyalists to the dynasty and is said to have lived largely from the sale of his calligraphy. This continued until 1923/4, when his services were requested by the imperial household in Peking, where he began to serve as one of Pu Yi’s chief advisors.
In categorizing Chinese poetry “after the Daoguang reign period (1820-1850),” the contemporary critic Chen Yan (1856-1937) held that there were basically two types and that these could be characterized as either qingcang youqiao (pure and subtle) or shengse aoyan (piquant and recondite). He placed Zheng Xiaoxu’s poetry at the head of the former group; that of Chen Sanli (1852-1937) fell into the latter. According to a recent assessment by Qian Zhonglian (1908-2004), the distinguishing traits of Zheng’s verse lie in its candor (yidu jianmu), the grace of its rhyme (yunwei danyuan), the vigor of its language (zaoyu shengqiao), and its embodiment of great character with a sparsity of words (qingyan jiangu). In fact, were it not for his political associations, Zheng mighty be considered the major figure among the Tong-Guang stylists of the late-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era, a group which included Chen Sanli and Shen Zengzhi. Chen Yan points out that Zheng was influenced by late-Tang poets as well as those of the Northern Song. Well-regarded throughout China as a man of integrity and principle, who combined swordsmanship with statesmanship, Zheng also lent himself to provide the philosophical underpinning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Japanese client-state Manchukuo through his latter-day Confucian treatises on Wang Dao (“The Kingly Way”). Distrusted by the Japanese, he was removed from office in 1935 and died three years later in Xinjing (Changchun), after attempting to return to Peking.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Zheng’s poetry with a view toward establishing its modernity and his thought in light of his times and their complex contexts.
满洲国建国总理大臣郑孝胥（1860-1938，字太夷，号苏堪）在清末以文武兼名，也是“同光体”的代表诗人。郑孝胥生于苏州一个官绅家庭。他祖籍福建闽侯，1852年中进士。他的父亲郑寿联（字仲联），在学问上相当知名，曾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在工部和吏部担任过职务。郑孝胥1882年中举，1885年入李鸿章幕，1889年他通过进入内阁中枢的考试。1890年侯任期间，他在北京镶红旗学校教过一段书。1891年他被任命为中国驻日本使馆书记官，次年，晋升驻东京神户领事，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回国。
1898年，经张之洞（1837-1909）推荐，皇帝召见他。他随后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也就是北京的老外交部）的秘书。1899年，他成为京汉铁路南方段的主管，后督办广西边防，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广按察使。宣统三年（1911年），任湖南布政史。清朝灭亡后，郑孝胥隐居在上海的一座普通别墅里，他将其命名为“海藏楼”。在那里他经常同一些诗人和前清遗老酬唱。据说，这时期他主要靠卖字为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3、1924年，接受北京皇室的征召，他成为懋勤殿行走，为溥仪效劳。当时著名批评家陈衍教授（1856-1937）把道光（1820—1850）以后中国诗歌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清苍幽峭，一是生涩奥衍。他把郑孝胥的诗歌放在前一种类型的首要地位，而把陈三立（1852-1937）划入后一类型。按照钱仲联（1908-2004）最后的评论，郑孝胥的诗歌的显著特点是“意度简穆”、“韵味淡远”、“造语生峭”和“清言见骨”。假如他没有给伪满政权当建国总理大臣，郑很可能会被视为同光体诗人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陈衍曾经指出郑不只受了北宋诗人的影响，也曾受中晚唐的影响。这种拿来主义精神也反映他的现代性的一面。他的“王道讲义” 虽然变成了满洲国建国的哲学伦理根据，但在1935年他被日本人逼得下台，因为他们对他不放心，认为清朝的忠臣未必是日本最可靠的傀儡。郑想回到北平养老，但未得批准，1938年死于新京（长春），相传被毒死了。本文拟通过他的诗歌探讨他的作品和思想的现代性。
笵莉潔Brigid VANCE
漢學研究中心, 臺北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aipei
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Princeton University, History Dept •PhD Candidate.
A Case Study of Dreams: He Dongru and An Explication of the Profundities in the Forest of Dream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ransformations and continui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ream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rimarily viewed through the lens of selected encyclopedic collections from the Ming and Qing. For certain late imperial authors, editors, and compilers, encyclopedias (lei shu 類書) provided one means to order the world, to make sense out of chaos, and to organize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In this paper, I concentrate on what I term the “translation” of dreams into written form. Thus, this paper is not about dreams themselves, but rather about some of the ways in which dreams were represented, classified, and categorized.
A comparison of the prefaces, organizational principles, and content of these encyclopedias reveals transformations in the attitude toward dreams while simultaneously offering insights into more general changes in intellectual concerns. It seems that the late Ming preoccupation and fascination with dreams was largely supplanted by the dismissive, almost suspicious attitude toward dreams in the Qing. I situate the differences the differences in attitudes toward dreams not only within the context of late imperial encyclopedic classification and categorization, but also against the historical backdrop of the expanding world of publishing and 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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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第七場B組：【社會變異】
王春泉，西北大學新聞學院 教授
〈“地方化”策略捲入與歷史劇場重構——文化碰撞與中國新聞文化主體性的初步建構〉
主流之“近代化中國解釋學”支配下的敍述實踐，每每忽視了前鴉片戰爭時期的文化貢獻，致使這些文明碎片散落冷漠，失去歷史對話資本。事實是，作為關鍵事件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的歷史性出場，已經開啟了中西文化接觸的一種通道。這種途徑的開發及其發展靈活地體現了“地方化”策略的可能性和充分的歷史價值。憑藉著那種感人的文化忠誠與持續努力，中國社會的知識環境、心理市場、傳播脈絡乃至於價值系統都發生歷史性位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曾經長期遭遇壓制的資訊文化體制獲得初步解放，中國文化系統中的新聞主體性成為頗可注意的現實與文化制度。
關鍵字：認識論屏障 近代報刊 地方化策略 劇場重構 新聞文化主體
李怡瑾，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系 助理教授
〈自民間信仰活動演出中的傀儡戲，發展至今的南台灣傀儡戲及其藝術的跨界現象──以「錦飛鳳傀儡戲劇團」為例〉
臺灣在民間信仰活動中，演劇酬神的文化已有相當漫長的歷史；明清時期在福建逐漸定型的戲劇也跟隨著當時的移民，將許多不同的演劇文化傳到臺灣，使得原先附著於民間信仰活動中，屬於演出劇種之一的傀儡戲，在諸多宗教祭祀活動中逐漸在臺灣發展成為「偶戲」中的重要戲曲劇種。臺灣南部的傀儡戲由於屬於喜慶性質的戲劇演出活動，因此它又有「嘉禮戲」的別稱，這個泉州系統的傳統戲劇劇種自它早期經常於民間喜慶活動中演出，至今隨著社會文化變遷所形成在「劇場」的演出，值得我們以文化探索的角度來檢視。本文將以南臺灣被列為「無形文化資產」保存團隊的「錦飛鳳傀儡戲」劇團為例，為其找出它成立將近一個世紀的歷史過程中，自原來從屬於「儀式性質」的演出，到現今走入劇場藝術的跨界，並為其現象探討其文化藝術發展的特色。
關鍵字：錦飛鳳傀儡戲劇團、跨界、劇場藝術、嘉禮戲、民族戲曲學